五四運動以全民族的力量高舉起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五四運動，孕育了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偉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愛國主義精神。愛國主義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華民族團結奮斗、自強不息的精神紐帶。
——2019年4月30日，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五四運動的先聲：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發生前，中國正處于北洋軍閥統治的黑暗時期。軍閥勢力利用封建傳統思想禁錮人們的頭腦，推崇作為封建專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維持自己的統治。嚴酷的現實引發當時先進分子的反思。他們認為，辛亥革命由于忽視了思想文化戰線上反對封建主義的斗爭，致使革命的成果遭到嚴重的破壞，因此，為了完成改造社會的歷史使命，必須“沖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于是，作為五四運動的先導，標志中國人民新覺醒的新文化運動便應運而生了。
陳獨秀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志》 (1916年起改名 《新青年》)，標志著新文化運動興起，啟蒙思想家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吳虞、錢玄同、劉半農、易白沙等是它的主要撰稿人。隨后繼起積極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還有《每周評論》、《晨報》、《京報》等報刊。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陣地。
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和科學。提倡民主，就是反對封建專制，要求平等自由，爭取實現西方立憲共和制的國家；提倡科學，就是反對迷信和盲從，介紹科學知識，主張以科學的法則來判斷一切。中國的啟蒙思想家們認為，只有民主和科學才能“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北京大學的幾位教師
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它的倡導者們主張個性解放，反對封建倫理道德。對孔孟學說進行猛烈評擊。新文化運動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運動雖然是一場提倡資本主義新文化，反對封建主義舊文化的斗爭，其指導思想屬于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的范疇，但是，這場運動畢竟打破了長期禁錮人民思想的的封建牢籠，震動了中國的思想界，啟發了人民群眾的民主主義覺悟，沖擊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和傳統觀念。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未曾有過的思想解放運動，為適合中國社會需要的新思潮的傳播開辟了道路。
在新文化運動中，面對辛亥革命以后中國政治和社會的黑暗混亂狀況，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懷疑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方案對中國是否適合，堅持不懈地繼續探求救國救民的新出路。正當此時，俄國發生了震動世界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十月革命的勝利有力地證明，不僅發達國家，就是不發達國家，也是可以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而獲得解放的。它使處于彷徨和苦悶的中國人民看到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從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充分暴露的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危機中，敏銳地認識到世界歷史潮流的深刻變化，開始考慮選擇中國革命新的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隨之，在中國開始出現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民族危機的深重和社會的黑暗，思想文化的啟蒙和中國先進分子的新探索，這一切表明，一場新的愛國民主運動正在中國的大地上醞釀著，涌動著。它爆發的直接導火線，則是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的失敗。
1919年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即“巴黎和會”)。中國是“戰勝國”之一，派出了陸征祥、王正廷和顧維鈞等5人組成的代表團出席巴黎和會。在全國人民輿論的壓力下，中國代表團向和會提出了幾項合情合理的正當要求：第一，取消外國在中國的某些特權，即廢除勢力范圍，撤退外國軍警，裁退外國郵政電報機關，撤銷領事裁判權，歸還租借地，歸還租界，關稅自主。第二，取消日本帝國主義同袁世凱訂立的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第三，歸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本搶占的德國在山東侵占的各項權益，將膠州灣租界地、膠濟鐵路及其他權益直接歸還中國。 但是，操縱巴黎和會的列強以種種荒謬理由拒絕中國提出的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正義要求，原先被德國在山東強占的領土、鐵路、礦山及其他一切特權，都歸日本繼承。
火燒趙家樓事件
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群情激憤，久積在中國人民胸中的怒火，向火山一樣爆發出來了。5月3日晚，北京大學校園一片沸騰，北大、高師、工專、法政等校學生代表1000多人，聚集在北大法科禮堂，討論如何拯救祖國、挽回主權等問題。會上作出四條決定：一、聯合各界一致斗爭；二、急電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堅持拒簽和約；三、通電各省于5月7日舉行示威游行；四、定于5月4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學等13所大專學校3000多人在天安門前集會，隨后舉行示威游行。他們高呼“還我青島”、“收回山東主權”、“取消二十一條”、“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口號，要求拒絕在和約上簽字，懲辦親日派官僚曹汝霖(簽訂“二十一”條時的外交次長，這時任交通總長)、陸宗輿(簽訂“二十一條”時任駐日公使，這時任幣制局總裁)和章宗祥(這時任駐日公使)。學生們的游行隊伍由廣場出發，出中華門，向東交民巷使館區走去。在東交民巷西口，游行隊伍受到中國巡捕阻攔，游行隊伍從東交民巷向北，來到趙家樓胡同曹汝霖住宅前。憤怒的學生們高喊罰辦親日派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口號，沖入曹宅。
學生們痛打了正在曹汝霖家的章宗祥，放火點燃曹汝霖的住宅。北洋政府出動武裝軍警鎮壓，逮捕示威學生32人(其中有北大學生20名)。為抗議反動政府的鎮壓和營救被捕學生，北京各大專學校的學生從5月5日起進行總罷課。社會各界也紛紛舉行罷市、罷工以支持學生們的愛國行動。在群眾運動的強大壓力下，5月7日，被捕的32名學生全部獲釋。5月9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因同情學生而被迫辭職出走。北京學生強烈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各校教職員也同學生一起參加斗爭。19日，北京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再次總罷課。
愛國運動遍及全國
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得到了各地青年學生和人民群眾的同情和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國，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反帝愛國運動。濟南、天津、上海、南京、成都、長沙、武漢、廣州等大中城市的學生，在日本、法國的中國留學生，以及廣大海外華僑，都積極展開各種形式的反帝愛國運動。
5月21日，日本駐華公使提交“緊急照會”，威脅北京政府，要它加緊鎮壓學生運動。6月1日，北京政府下令取締學生的一切愛國行動。這就更加激起了學生群眾的憤怒。北京學生從6月3日起再次走上街頭演講，遭軍警鎮壓。有170多人被捕。第二天又有700多名學生被捕。但是，學生們并未屈服。第三天上街演講的學生增加到5000余人。
北京政府對學生愛國行動的野蠻鎮壓，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6月4日，上海學聯得知消息后，立即通電全國，呼吁各界“主持公理，速起救援”。6月5日，上海工人自動舉行罷工，支援北京學生。在工人階級的帶動下，上海實現了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的斗爭局面。隨之，全國興起罷工風潮。滬寧、滬杭、京漢、京奉等鐵路和漢口、長沙、蕪湖、南京、濟南等城市的工人也紛紛罷工。商人罷市也遍及各地城鎮。五四愛國運動已突破了知識分子的范圍，發展成為以工人為主力、有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范圍的群眾愛國運動。
在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7日釋放被捕學生。10日，罷免親日派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的職務。這是五四運動的初步勝利。但拒絕和約問題還沒有解決，斗爭仍在繼續。
6月11日，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發出通電，抗議北京政府的這一暴行。17日，北京政府違背全國人民意愿，企圖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北京學聯立即號召學生投入拒簽和約的斗爭。18日，山東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進京請愿。北京、上海等地學生、工人紛紛響應。在巴黎的華工和中國留學生也強烈要求拒絕簽約。直到27日晚，陸征祥的住處仍被數百名中國留學生和華僑商人所包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代表團沒有出席巴黎和會在28日舉行的和約簽字儀式。至此，五四運動所提出的直接斗爭目標基本得到實現。
五四運動的最大成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五四愛國運動促進了中國人民新的覺醒。先進青年更加清楚地看到國家命運，岌岌可危，更加感到腐敗黑暗的社會現狀難于忍受，他們以救國救民、改造社會為己任，積極探索拯救中國的道路。五四運動后，各地青年紛紛成立社團，傳播新思想的刊物有如雨后春筍大量涌現。僅五四運動后的一年中，就出現400多種。在各種學說競起爭嗚的形勢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
由于巴黎和會打破了人們對帝國主義列強的幻想，由于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逐漸擴大，在五四運動后的中國思想界中，有相當一部分人逐漸懷疑以至否定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而向往社會主義，認為“社會主義是現時和將來的人類共同的思想”。五四運動后，《新中國》、《每周評論》、《晨報副刊》、《國民》等刊物開始刊登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編輯刊物，撰寫文章，組織社團，初步接觸工人群眾，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經過比較，鑒別、爭辯，馬克思主義以其縝密的科學性和革命精神贏得日益增多的先進分子的信仰，中國一代青年馬克思主義者逐步成長起來。新文化運動發展成為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中心的思想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國人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并沒有束縛人們的思想，相反，正是學習和運用了馬克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才在更廣闊的范圍和更深刻的程度上獲得了解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它在同中國實際結合中的不斷發展，成為五四以來科學、民主精神的主流。
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劃時代的事件，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從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準備了條件。
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中國革命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五月四日為中國青年節。
